“阿佳妮小姐，或许你听过这个寓言，当蚊子咬人的时候，只会让他的胳膊起了个包；而了结蚊子的性命只是一巴掌的事，但有人会因为这样就不主动打击它吗？

更何况这种害虫可能还是致命病菌的携带者，谁也不希望在自己家后花园散步时被它叮上一口，你说是吧？”

阿佳妮对弗兰茨过于生动地比喻一向都不太感冒。瓦拉几亚、摩尔达维亚、撒丁、教皇国和奥斯曼都是围绕在身边的蚊子，那他为什么没有向它们主动出击呢？

想归想，作为一名合格下属的她还是将这个疑问隐藏在心里。“好吧，希望您打蚊子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弄脏了手。泰晤士报的主编们，应该会很喜欢这个新闻，毕竟这不会违背他们的良心。”

“那他们的良心又值多少英镑呢？”最近难得放松的弗兰茨调侃道。

“或许在50到100之间吧。如果是托马斯.巴恩斯先生的话会更多，大约值200英镑。”阿佳妮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托马斯.巴恩斯是《泰晤士报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主编，与约翰.德莱恩并称为该报两大主编。

巴恩斯在任期间，《泰晤士报》成功跻身英国最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。他特别重视社论，认为其具有领导和反映舆论的双重功能。

不仅如此他也十分擅长引导社论，所以《泰晤士报》获得了巨大的权威性，甚至达到了影响官员升迁和政党换届选举的境界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个人和团体时常向该报刊的编辑们行贿，以求一个树立更好形象的契机以及更坦荡的仕途。

当时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不高，薪水低下，面对滚滚而来的诱惑，自然不可能把持住本心，于是乎受贿写文也成了《泰晤士报》的传统之一。

他们甚至可以为了钱，不顾事实并罔顾本国利益，例如在甲午战争中著名的“高升号事件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