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百七十五章 迟早面对(1 / 2)

关外异族入侵,一直是幽州要面对的头号问题。

去年过年时,袁熙就让赵云打了一仗,杀得来犯边的鲜卑流寇人头滚滚,这一年间也算安生。

这次寿春之战打到秋天时,边境还没有动静,袁熙一度以为今年长城内外不会有战事了,但他在邺城的时候,北面却传来消息,说关内关外的胡人又蠢蠢欲动了。

这不仅指的是关外鲜卑,还说明关内乌桓也不老实了。

导致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,是因为公孙度家族在辽东的扩张,导致不仅关外鲜卑,关内的乌桓也开始有所警觉,毕竟公孙度势大,迟早要和他们产生利益冲突。

当初袁熙在背后支持公孙度,其中目的之一,便是要逼得乌桓走投无路,只能来和自己联手。

但似乎掌管几十万乌桓的单于塌顿,似乎是脑子转不过来,至今没有和袁熙交好的表示。

袁熙猜测,在单于塌顿的角度上,向来是因为和袁氏联姻,背靠袁尚,所以有恃无恐吧?

而且袁熙和袁尚暂时联手的消息,应该也没有传到单于塌顿耳中,单于塌顿还以为自己是一颗用来牵制袁熙的棋子,殊不知冀州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
想想后世也是一样,单于塌顿反应一直慢上半拍,曹操北伐乌桓,也是先和乌桓交好,然后长途跋涉,秘密行军到白狼山附近,突然翻脸攻击,乌桓猝不及防大败,单于塌顿被杀,余众皆大部投降,大部分都被迁往内地,关内乌桓就此消亡。

虽然曹操的做法看起来不厚道,但袁熙倒是明白曹操如此做的原因,因为彼时中原连续大疫,关外乌桓却是人口不断在增长,这样下去,迟早会生祸乱,所以曹操才劳师远征,不计代价也要将乌桓消灭。

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北地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中原的现象,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汉末三国连续爆发的疫病。

彼时中原地区虽然人口众多,但多聚居于大城村镇,尤其是大城里面,但限于时代,大城里面可供居住的地区本就不多,所以很多居民杂居,人口密度极大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水源的使用,污物的排放,人群的隔离,比现代的环境的要差很多,平时还好,但到了疫病爆发时期,每个环节都会成为疫病级数量增长的因素。

加上伤寒杂病论尚未问世,人们对疫病认识不够,在种种因素推动下,每次出现疫病的地方,几乎是都是大城大镇,且极难控制,常常要死上相当一部分人,人口密度剧烈下降后,疫病才会渐渐停止传播。

这种代价是极为惨痛的,华夏人民在无数人命的基础上,才摸索到了防止疫病的诀窍,而欧洲就要晚一些,直到中世纪时,还无法找到有效应对黑死病的办法。

如今袁熙所在的幽州,因为有目的的进行了防治,在全天下来看,反而是条件最好的,很多爆发疫病的苗头,都被提前掐灭,所以要比中原大城的死亡率要低得多。

所以幽州虽然环境苦寒,但只要不爆发难以应对的疫病,人口就能稳步增长。

而更北边的辽东鲜卑,也是如此,其不在村镇居住,人口密度低,且因为水源珍贵,所以对于水源的保护反而要更加在意,又因为口粮珍贵,发生疫病时,对于病人的处理手段也相当果决,甚至残忍。

这样一来,反而无形抑制了疫病的传播,所以北地的外族,这些年人口一直在缓慢增长,包括并州的南匈奴也是如此。

如果是太平世道,中原政权稳固,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,但是战乱年代,兵灾疫病造成中原人口崩盘,而北地外族人口增多,此消彼长,问题就多了。

据后世记载,三国魏晋时期中原人口降到两千万时,北地长城内外的鲜卑乌桓匈奴的总数,已经突破了千万。

力量的失衡,加上冰河期到来导致的外族南下,两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的成为你死我活的生存之争。

东汉对于关外异族,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政策,用关内乌桓对付关外鲜卑,用关内南匈奴对付关外北匈奴。

这种做法最初是有效的,但前提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原政权,能压得住关内的胡人,但显然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,这种手段已经失效了。

关内胡人迟早会联手关外胡人来,或者分头进击,调转矛头对付富庶的中原地区,导致了后世的五胡乱华。

对于这种情况,曹操应该是有先见之明的,便有了后世的白狼山之战,虽然有背信弃义的嫌疑,但反映了曹操对于天下形势的把握。

生死存亡面前,其它都不重要了。

彼时曹魏占据着整个北方,境内有匈奴、鲜卑、氐、羌、乌桓、羯、卢水胡、丁零等族,民族的复杂性和部分易叛乱地区,所以采取的策略为接受内附,积极平叛,这对于缺少劳力的中原,算是有益的补充。

但之后的内迁安置政策,便出现了大问题。

一方面其采用了将打败的关内胡人内迁的政策,将长城防线,全部放给了关外胡人。

另外一个方面,内迁人口过多,在陇右河州地区,到西晋时候,胡人已经超过了汉人,反客为主,甚至在关中地区也是如此。

《徙戎论》中提到“关中之人百万余口,率其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