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京宝和麦嘉聚在一起搞《最佳福星》这件事，杨叶根本没当回事，反正洪京宝已经走了，他只是打了个擦边球。

但是新艺城那帮人却气得要死，麦嘉是新艺城的老板之一，自己出去捞外快，还踏马蹭公司IP，这算怎么回事？

本来新艺城那帮人就因为分赃不均，彼此心里有怨气，麦嘉这下更是彻底激化了矛盾。

新艺城的矛盾不仅仅是在麦嘉、石天、黄百鸣这三个股东，以及幕后老板雷觉坤身上。

他们台前和幕后之间，也是矛盾重重。

台前的演员们觉得，票房卖座都是靠我们，我们多拿钱是应该的。

幕后的导演们又觉得，没有我们拍片子，你们卖個屁的座。

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分配机制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人开始出走，比如黄百鸣的徒弟高志森。

高志森想拍一部《富贵逼人》，讲香港小市民中了六合彩发大财之后的变化。

黄百鸣就不同意，因为当时香港飞速发展，正处于黄金时期，人们充满自信，更喜欢华丽丽的东西。

拍电影，演员要选最靓的，风景要选最美的，服装要选最华丽的，否则的话就是在抹黑香港。

咦……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？

黄百鸣把这种电影称为“靓衫片”，而《富贵逼人》讲底层，讲小事情，没搞头，是“烂衫片”。

高志森一气之下去了德宝。

《最佳福星》之后，麦嘉、石天、黄百鸣三个人开始冷战，彼此不说话。

在办公室里就各自看报纸，基本上无法决定东西，之前的集体创作模式自然也搞不下去了。

于是就开始单干，名义上仍旧挂新艺城的牌子，但是电影就各拍各的，互不干涉。

这时候三人之间的差距就出来了，黄百鸣最强，《八星报喜》系列吃得快撑死。

麦嘉也不错，联合林岭东搞出了“风云”系列，非常卖座。

石天是演员出身，他的创作能力最薄弱，离开黄百鸣和麦嘉根本不行。

……

《杀死比尔2》在香港上映没多久，阿佳妮继续前往欧洲宣传电影。

杨叶则带着王组贤，和让雅克汇合，抵达了莫斯科。

此时的苏联，由于“勋宗”那老犊子带头搞贪污，官员都是终身制，甚至明码标价，卖官鬻爵，使得整个国家变得腐败不堪。

一边是老百姓苦不堪言，一边是黑海的度假别墅拔地而起。

虽然依旧是世界性的大国，但是外强中干，危机重重。

杨叶在世界影坛还是有点排面的，毕竟欧洲三大拿了两个，奥斯卡也得过。

对于他和让雅克的来访，苏联电影局还算热情，派了一个官员负责接待。

还请了大导演尼基塔·米哈尔科夫和大明星伊琳娜·阿尔法罗瓦陪同。

尼基塔在国际影坛名气不小，多次扬威欧洲三大影展，还拿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，欧美称他是“苏联的斯皮尔伯格”。

杨叶曾经在戛纳电影节上和此人有过一面之缘。

伊琳娜在苏联被封为“俄罗斯女神”，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名气也很大，央视经常放她的片子。

《夏洛特烦恼》大家应该都看过，夏洛的房间里贴了两张明星海报。

一张贴在墙上，是张国容。一张贴在门上，就是伊琳娜。

夏洛唱朴树的《那些花儿》的时候，唱到“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”，专门给了一个伊琳娜海报的特写。

这里的字幕，镜头，都是刻意设计过的。

看来，导演年轻时候的“女神”，就是伊琳娜了。

……

插图：《夏洛特烦恼》剧照。

……

杨叶和让雅克去苏联拍《兵临城下》，有点类似于贝托鲁奇到中国拍《末代皇帝》。

这时候一些国际上知名的导演都喜欢满世界去寻找灵感，常常会出现跨国拍电影的事。

那时的人类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中，对于生活却往往更加积极向上，展现出很强的生命力。

当苏联爆掉，冷战结束，世界似乎迎来了和平，这种心态反而消失了。

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因为一家独大之后，资本家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所以更加肆无忌惮的缘故吧！

你要问美国人民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，那就是冷战时期，那时候的美国为了显示制度的优越感，对工人那是真的好，真的舍得发福利。

三口之家，一人工作，就可以住小楼，开汽车，每年去度假。

美国天下无敌之后，老百姓的生活反而一年不如一年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财富越来越集中，人们无力反抗，就逐步开始摆烂了。

……

杨叶一行人去了莫斯科也没干啥，开了两次座谈会，交流了一番电影艺术。

然后就是参观游览了一番莫斯科的名胜古迹。

杨叶说想去看贝加尔湖，也满足了要求，坐飞机过去逛了一圈。

在贝加尔湖畔，伊琳娜对杨叶说道：“杨，听说你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，看了这么美丽的湖光山色，你会为它写一首歌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