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旨为谋大逆，若不治罪，朝廷威严何在？”

群臣开始讨论该不该杀。

殷正茂在两广因为缺少粮饷，广摊派，把名单上的权豪缙绅一划拉，直接核算，不给就拆门，还不给就搬床，方式和方法虽然不温和，但两广缙绅权豪，的的确确提供了粮饷助军荡寇平倭。

在讨论中，万士和往前探了探身子说道：“礼部经查，两家并无三品以上官员，不在八议之列。”

朝堂风向标万士和的这个风向，代表着讨论的风向已经彻底倒向了杀的方向转变了。

“大司寇和大宗伯，是不是太激进了些？”朱翊钧的倾向很奇怪，他觉得王崇古有些激进了。

王崇古稍微愣了下说道：“陛下，大明会典未曾修纂完成，这刑名混乱，臣这司寇也刚做没多久，对刑名不熟悉，还请陛下朱笔御断。”

当大明律和大明皇帝的意见产生了分歧的时候，以大明皇帝的意见为准。

王崇古从来不认为大明存在法律这种东西，这也是他对张居正重用循吏不认同的分歧源头之一，守法循理的官吏，大明哪有什么律法？

他这个思路是逻辑自洽而且非常合理的。

从身份上讲，君子，治人者也；小人，被治者也；

大明的律法小民们压根就不懂，也不知道律法在哪里，在遇到了事儿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是托庇于权豪，请权豪为自己游说一二，而且往往很有成效，这是大明的姑息之弊的具体体现。

而大明的律法对于肉食者而言，根本就是白纸一张，无法有效约束肉食者，因为肉食者是和治人者是高度重合而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所以大明的律法，上不能约束肉食者，下不能约束小民，这律法可不就是白纸？说大明律，刑部尚书只觉得可笑，大明只有一个法律，那就是王法，陛下的金口玉言。

对于循吏，王崇古的理解是能做事、能做成事的人，这才是循吏的根本面目，而不是守法循理的官吏。

王崇古的这个理解是基于自己的践履之实，世宗皇帝有一本《钦明大狱录》，首辅张璁编纂，里面就写了几个案件，全都是皇帝钦定干涉司法的铁证，李福达案、长沙豪民李鉴行劫杀人案、光源陈洸居乡不法案、京师张福杀母案等等。

尤其是李福达案，在大礼仪的党争之中，牵连甚广，李福达和曾光一样的妖人，这妖人化名张寅，因为捐粮纳输成为了太原卫指挥使，本来李福达已经被坐罪论斩，因为牵连到了武定侯郭勋，而武定侯郭勋只用一句话，就让这个案子翻案了。

武定侯郭勋说：陛下啊，我因为赞同为皇帝亲生父母亲上尊号而触犯了大家，所以他们才要剥皮见骨置我于死地。

嘉靖皇帝立刻下旨开始重新审定，最终李福达被无罪释放，官复原职还是太原指挥使。

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，四川大寇蔡伯贯被捕，事情才真相大白，李福达就是张寅，张寅就是李福达，一场波及数年的冤案终于沉冤昭雪。

案子的真相究竟如何真的重要吗？不重要。

高拱和张居正因为改革的政治立场，高度赞同当年张璁和桂萼的判定，在明穆宗实录中，将李福达案仍然认定为诬告，将李福达和张寅二人混为一谈的诬告，而非妖人案。

所以，李福达案究竟是不是冤案，在嘉靖年间不是，在隆庆初年是冤案，在隆庆四年起到万历年间，又不是冤案了。

李福达究竟是不是张寅，这个案子是否诬告，早已经和事实无关，在案件爆发之初，案件已经完全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。

所以王崇古不认为大明有大明律这种东西，只有皇帝的意志，就是大明最大的那一片天。

王法？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！

所以小皇帝说是否太过于激进，王崇古立刻调转枪口，改变口风，以自己刚刚做司徒不了解刑名，大明会典仍未修纂完备为由，请皇帝直接宣旨，阿旨定案，大明的传统艺能，刑部尚书的标准被动技能。

“大司寇，朕的意思是不说杀，也不说不杀，这案子就这么查补，暂且糊涂着，人先扣着，天牢里也不缺这些个口粮。”朱翊钧看着王崇古诉说着自己的想法。

朱翊钧看着群臣开口说道：“朕说说朕的想法。”

“两广地面的权豪们，大的方面还是支持朝廷平倭荡寇的，殷部堂和凌爱卿在两广主持平倭荡寇，无论用了什么方式方法，权豪们都认捐了，包括了广西官运盐事，权豪也算得上配合，若是现在倭寇平定，就开始喊打喊杀，是不是有卸磨杀驴之嫌？”

“朝廷若杀，权豪心有戚戚，恐更进一步跟瑶民互通有无，更进一步导致两广战事糜烂。”

朱翊钧其实不希望权豪们完全站在朝廷的对立面，给凌云翼更多的操作空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