领了圣命，开始阳奉阴违，在皇帝面前吹半天，结果迟迟落不到实处，总是讲困难，说顾虑，从制度设计到制度推广，王崇古动作十分迅速，杂报跟踪报道的速度，甚至跟不上王崇古推行政令的速度。

随军西席开始招募，给出的待遇是很丰厚的，待遇分为基础的禀米和考成恩赏，一个学堂，西席先生所带的学子，每考中一个蒙学、经学、国子监、皇家格物院有不同程度的恩赏。

孔乙己的学生张三，因为勤学好问努力学习考中蒙学、经学，又因为天赋异禀，进入了皇家格物院，孔乙己整个过程可以领取一百二十银的赏银，哪怕是孔乙己死了，他的儿子孔丙己也可以领到这份赏银。

孔乙己，不肯脱下长衫，只能站着喝酒的窘迫儒生，大明也广泛存在，而现在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只要肯兴文教，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，桃李满天下，生活会越来越富足的机会出现了。

基于大明的贱儒疑似过于多了这个基本观点出发，工兵团营三级学堂的建立，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它的狰狞面孔。

让学问带上了铜臭味，是对知识的亵渎！这是批评王崇古的主流，京堂的民报如同炸了锅的反对王崇古的胡作非为，最让诗社笔正们无法接受的是，考成赏银的钱，是晋党、晋商的认捐！

制定政令、推行政令，作为公衙里的明公，这是应该做的，但王崇古自掏腰包，自带干粮，算怎么回事儿！

王崇古直接通过《民报》告诉所有士人：考成恩赏的赏银库，每年定例为五万银的捐赠，王崇古本来打算一家独占，但是晋商却主动认筹，理由很简单，胜州的煤山、卧马岗的金银铜铁煤山，挖出来才值钱，这些东西，都在河套和漠北，没有足够稳定的统治，这些金山银山，就不是大明的，而晋商是第一受益者。

考成恩赏的赏银库，还能从内帑领取五万银，赏银库每年合计收到十万银捐赠，用于推行三级学堂。

王崇古制定赏银库的时候，就打算好了，自家直接拿出来了，但晋商闻讯，纷纷跑到全晋会馆哭诉，什么次辅如何忍心弃我等而去之类的话，最终只能均摊了这五万银的认捐。

王崇古是不害怕贱儒们的批评的，因为贱儒伤不了他分毫，不客气的说：大明除非皇帝、文张武戚出手对付他，否则谁都对付不了他，严嵩被骂了二十年，不也干了二十年首辅吗？

朱翊钧在文华殿偏殿召见了张居正，王崇古人在西山忙惠民药局和三级学堂之事，除了廷议，基本见不到人。

“感觉王次辅有点过于激进了。”朱翊钧对着张居正面色复杂的说道。

朱翊钧知道王崇古有本事，但当初僭越那些事儿，朱翊钧对王次辅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，他能安安稳稳的把毛呢官厂办好，朱翊钧就已经满意了。

现在，王次辅在革故鼎新的路上一路狂奔，成为了激进派的代表人物，张居正反而成了负责维持稳定的保守派，这种攻守之势异也的魔幻感，让朱翊钧觉得王崇古是不是魔怔了。

张居正俯首说道：“也没有吧，臣倒是觉得，他做的这些事，既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，也是为了青史留芳。”

官厂团造法是王崇古的根基，他在这个根基上用再多的力气都不为过，官厂团造法出了大问题，本就是奸臣的他，只有被斩杀了，而且官厂团造法，没有被卸磨杀驴的担忧，王崇古完全不必担心，自己会和严嵩、胡宗宪一个下场，倭患渐止，就没了用处，成了堵清流嘴的一步棋。

因为官厂团造在理论上，是没有事毕的那一天，朝廷只要启动了官厂，从里面得到收益，就不可能停下了。

至于青史留芳，对于每个大明人都很重要，大明不讲来世，投胎就可以做个人上人的来世报；大明也不讲现世，活到哪儿算哪儿，生命会随着呼吸的停止而终结；

大明讲永生，以名长存，以名永生。

这种体系之下，导致中原人需要对历史格外的负责，时至今日，西域已经丢了近一千年了，大明在景泰年间、成化年间、嘉靖年间，就曾经多次有过重开西域的争论，因为那些名字，还停留在史册之中。

大明收复河套、在辽东开辟，都是直接启用了唐时名字，这就是对历史的重视。

那不是简简单单几个名字，而是历史，更是传承。

这不仅仅是肉食者的共识，同样也是大明普通人的共识，比如唐宪宗时，安西都护府的铁军，已经孤军守城四十年，龟兹满城尽白发，龟兹守军难道不能投降，或者说干脆回到腹地吗？他们没有，而是在龟兹守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。

所有人都会在时间面前成为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，当站在历史的岔路口，有机会、有能力、有魄力可以成为历史长河里的一块柱石，历经千年计量的冲刷，依旧屹立不倒，甚至成为脊梁的一部分时，王崇古的表现，称不上什么疯魔。

张居正是认同解刳院那一套中原优胜论的，因为一旦以千年为尺度去思考问题时，就不是军事问题、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，而是文化问题了，沉沉浮浮，循环上升是矛盾说的核心观点，但文化的坚定支持，让那一套的优胜论变得更加令人信服。